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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距也是潜力。潜在的需求如果能够激发出来并拉动供给，就会成为新的增长点，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经济是金融的基础，县域金融当前存在的诸多问题折射出我国县域经济发展自身的问题，同时县域金融也只有在支持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才能深化升级。县域经济发展涉及方方面面，促转型应当抓重点，抓主要矛盾。为此，建议金融业结合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集中资源促进重点领域改革，最终收到带动全局、事半功倍的功效。

　　一是牢牢把握小城镇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大中城市交通拥堵、农民工来回迁徙导致交通运输压力以及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的现实都证明了片面发展大中城市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小城镇在我国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将日益凸显。当前，中央决定重点实施“一路一带”、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向西开放将改变西部部分市县边缘地带的地位，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将赋予沿线城市群、城市周边小城镇更加清晰的差别化功能定位。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将迎来一个发展的重要机遇期，金融业应当配合国家发展战略向上述区域倾斜配置资源。

　　二是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脱离了城镇化的工业化，是抛弃了农村、农民的畸形工业化，会导致中国经济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脱离了工业化的城镇化，是缺乏产业支撑的城镇化，沦为单纯的造城运动。必须通过激活县域和广大农村自身的经济活力，将资本、科技、人才等战略要素吸引到城镇、吸引到农村，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合理的产业结构，才能达到振兴县域经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才是有效需求，才能激发当地居民的消费潜力，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尤其要注意防范对土地、房地产担保的过度依赖，警惕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和房地产风险[注：根据课题组向中央党校县委书记进修班发放的问卷调查汇总情况看，回收的67份问卷中，城镇化建设资金中银行信贷资金占比超过70%的为11个县（市、区），达16.4%]，使得资金流向真正有实体产业支撑的区域。

　　三是推进农业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现代化。农业先天具有弱质性，而我国超小规模的农户经营及其产业化水平低、控制农产品加工链条能力弱的特点又放大了这一缺陷。对此，中央提出扶持发展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金融应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需求为基础，积极探索低成本、可复制、易推广的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

　　一是深入推进农村金融机构体制机制改革。稳步推进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和组织形式改革，加快处置高风险机构，进一步提高对农业和农村居民的服务能力。研究确定省联社改革总体方向和基本模式，淡出行政管理，强化服务功能。继续深化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做实“三级督导、一级经营”的管理体制和“六个单独”的运行机制，引导重点支持农村企业和县域发展。优化邮政储蓄银行县以下机构网点功能，稳步发展小额涉农信贷业务。建立商业银行新设县域分支机构的信贷投放承诺制度，稳步扩大现有县支行业务授权，加大对县域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研究完善农业发展银行改革方案，强化政策性职能，集中精力发展各类服务“三农”的政策性业务，尤其是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等中长期贷款业务。稳妥培育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坚持主发起行制度的前提下，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构建本地化、多元化的股权结构，打造服务“三农”、专业化的村镇银行。规范发展农村合作金融，选择在管理民主、运行规范、带动力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基础上，培育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

　　二是丰富农村金融服务主体。鼓励建立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农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农业科技创业投资基金。支持组建主要服务“三农”的金融租赁公司。引导消费金融公司不断加大对农村中的收入群体消费金融服务的支持力度。鼓励组建政府出资为主、重点开展涉农担保业务的县域融资性担保机构或担保基金，支持其他融资性担保机构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融资担保服务。探索发展新型合作金融。支持农民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在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基础上培育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建立合作性的村级融资担保基金。

　　三是大力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积极推动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激活农村农民财产要素，探索开展“三权”抵押贷款试点，用足用好农村有限的担保资源。探索发展农业产业链金融，大力推广农村微贷技术，引进城乡皆宜的城市金融产品，普及应用现代金融工具，更好地满足农村多元化、特色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大力推广保障适度、保费低廉、保单通俗的农业保险产品，创新发展价格指数、天气指数、小额信贷保证保险等新型险种。加快建立财政支持的农业巨灾保险制度。做精做细农产品期货，提高期现货市场融合度。加快推进农产品期权、农产品指数等新型避险工具研发工作，促进完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

　　四是加快发展县域范围内的普惠金融[注：按照国际通行定义，“普惠金融”主要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通过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加大政策引导扶持，加强金融体系建设，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特别是社会提供适当的金融服务]。加大信贷投放，在有效提高贷款增量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小微企业和“三农”专项金融债发行规模，努力实现小微企业和涉农贷款增速高于全部贷款平均水平，积极探索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地区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的实现方式。扩大网点覆盖面，鼓励商业银行下沉机构网点，在小微企业集群地区设立小微专营支行。完善社区金融服务网点，逐步实现2千人以上社区的金融机构全覆盖。支持农业银行将三农金融事业部试点，由现在的20个省扩大到全国所有省份。改进金融服务，为农民工、下岗失业者、残障人士等提供更加人性化的金融服务，重点推进电子渠道无障碍服务建设。

　　一是培育诚信文化。诚信社会的形成离不开诚信政府的建设。根据审计署2013年底公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报告，县域政府的政府性负债达39573.60亿元，有195个县级、3465个乡镇政府政府性债务负债率高于100%，大部分的县域政府性债务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违规融资、违规使用政府性债务资金的情况也不鲜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做法。新常态下，县级政府应该强化预算约束，量力而行，理性融资、合规融资，应该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均衡配置公共资源，使得经济增长真正转移到主要依靠创新驱动而非投资驱动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