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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全球气候行动正从承诺向落地深化，在ESG投资理念逐步普及、各国国家自主贡献（NDCs）目标加速推进的背景下，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 简称GCF）作为全球重要的多边气候融资机制，正通过资金催化与伙伴协作助力全球低碳转型。但当前气候融资领域仍面临诸多阻碍：ESG被部分地区过度政治化、中小企业减碳融资门槛高、最脆弱群体及社区的气候项目易被忽视，这些问题如何破解？绿色气候基金在撬动私营部门参与、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项目上已取得哪些切实成效？针对气候项目中“短期成本压力”与“长期可持续影响”的核心矛盾，绿色气候基金的资助模式又具备哪些创新优势？近日，新浪财经对话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首席投资官亨利·冈萨雷斯（Henry Gonzalez），共同深入探讨全球气候融资的现实瓶颈与突破路径，以及绿色气候基金如何为各国气候行动提供兼具资金支持与系统性解决方案。

　　反之，如果不纳入这些要素，就可能出现“搁浅资产”——即不再可用的资产，这会带来巨大风险。同时，有限资源也会面临枯竭，进而阻碍创新与增长的可持续性。此外，人口结构变化若未得到重视，也会引发一系列后果，比如人口老龄化、青壮年人口问题，以及部分地区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不足等。最后，影响实体经济的因素众多，我们应将其更多地纳入投资决策，从简化的“风险-回报”模型转向“风险-回报-可持续性”模型，并以此作为投资决策的新核心。

　　亚洲的发展也给我留下了非常积极的印象。亚洲在ESG和可持续发展的诸多方面起步较晚，因为亚洲投资者往往以收益为导向，更青睐高收益资产。但如今，家族办公室和大型主权财富基金（如阿布扎比的主权财富基金等）显然已在向ESG原则靠拢。澳大利亚等市场也出现了类似趋势。因此，我相信那种将ESG与收益对立起来的二元化论调，其实已并非主流。在全球多地，投资者如今更渴望看到投资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力，要求证明他们的投资确实会对社会产生积极效益。这是好事，体现了问责精神。但我坚信，回避或否认纳入这些要素的必要性，本质上是一种短期思维，与长期投资视角相悖。

　　A：我一直认为，中小企业是经济体的支柱，我们需要与它们合作，找到切合实际需求的ESG工具。不能简单地将适用于《财富》500强企业的ESG框架直接套用于中小企业。在许多方面，各方的看法基本一致。例如，中小企业需遵守劳动法——这在治理层面至关重要；由于供应链规模较小，它们往往能更紧密地管理价值链，从而对原材料采购拥有更强的控制权；此外，多数中小企业为家族企业，往往深度参与社区事务，从创立之初就带有强烈的使命感。

　　在合作层面，我们正与部分中国投资者探讨联合投资的可能性，也在与亚投行沟通，希望将其部分投资锚定在太平洋、中亚等重点国家。同时，我们还将继续与中国籍董事会成员及中国政府沟通，评估中国为GCF议程贡献力量的最佳方式。这是我们每年在执行主任牵头的年度项目规划交流中都会探讨的议题。过去两年，我还牵头了另一项深化合作的工作，我们围绕技术转让、南南合作、联合融资及研发等领域展开了讨论。此外，中国希望在多个领域发挥作用，我们也希望找到更紧密的合作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