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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恩，中国热带病学研究的创始人，著名热带病学医学家，医学教育家、贵阳医学院创建人。字伯纶。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9月26日，江苏武进（今属常州市钟楼区青果巷西段）人。曾祖父李念仔，父李宝章。父李祖年，育有五子四女，李宗恩即其长子。李祖年中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恩科进士，入翰林，故给其长子取名“宗恩”以纪念之，曾为山东知县。李宗恩娶妻后，生有三子：长子李寿复，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曾任军委卫生部《人民军医》编辑、天津军医学院公共卫生部教员、北京协和医学院助教、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临床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卫生防疫站站长；次子李寿晋，长期在天津市委文联工作；三子李寿白，曾任广西平果县建委干部。

　　李宗恩幼时就读于其父所办之新式小学，后来进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宣统三年（1911年）夏，赴英国留学，在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学习。民国9年（1920年）毕业，参加英国皇家丝虫病委员会赴西印度考察热带病，随后任职于格拉斯哥西部医院。民国11年（1922年）1月，李宗恩获伦敦卫生及热带病学院颁发的卫生及热带病学硕士学位，于次年回国。自此至民国26年（1937年），任职北京协和医学院，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襄教授、教授，期间定期赴江南考察热带病疫情，进行防治和研究。同年秋，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到贵州，筹办国立贵阳医学院。

　　民国28年（1939年），任贵州省卫生委员会委员，负责全省卫生事业的规划及推行。民国36年（1947年）5月，李宗恩担任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北京办和医学院院长。他是协和医院的首任华人院长，充分显示了李宗恩在医学上的巨大成就（正因为李宗恩的如此卓著，在20世纪末，香港凤凰卫视曾制作了专题纪录片《李宗恩：协和医学院史上握实权院长第一人》）。民国37年（1948年），李宗恩获格拉斯哥大学科学博土学位并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协和医学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英国医学会及远东热带医学会会员。1949年9月，受全国科协推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并兼任欧美同学会理事长。1955年至1956年，改任欧美同学会主任委员。1957年，被打成“”，成为中国医学界第一批错划的“”。1959年，被下放到云南省，任职于昆明医学院。

　　李宗恩在20世纪20、30年代主要从事寄生虫病尤其是丝虫病、血吸虫病、疟疾和黑热病的研究，在领导黑热病流行病学研究工作中贡献卓著，在国内外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18篇。为做好研究，他曾在华北、华中地区设立血吸虫病及其他多发性热带病的病情观察站，并建立起热带病学研究体系，积累了大量的观察资料，是中国热带病学研究的创始人；可惜的是，热带病学研究体系随着日本全面侵华而终结，资料也毁于一旦。此后李宗恩开始投入医学教育事业，造就了无数医学界人才。

　　先是，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教育部计划在武昌创设国立武昌医学院，指定李宗恩负责筹备，他还未答应，战事已起，形势转变，且很快南京沦陷，武汉也岌岌可危。教育部乃改议，设立国立贵阳医学院于贵阳，并紧急决定仍由他去贵阳筹备创建事宜。并把原来准备建立武昌医学院的拨款，转给贵阳医学院筹委会。民国26年（1937年）12月31日，教育部聘定李宗恩、朱章赓、杨崇端为筹备委员，其中李宗恩为主任委员。次年元旦，筹备委员会在汉口成立，主要工作即为延聘师资，招收学生，商借院舍及购置教学设备等。1月中旬，筹委会分别在汉口、重庆、西安、长沙、贵阳设立5个招生处，共计报名登记学生300余人，规定进校后全部在贵阳学习。3月1日，国立贵阳医学院正式成立，教育部聘李宗恩为首任院长同时兼任该院热带病学教授。国立贵阳医学院在贵阳的创建，使之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9所国立医学院校之一。至民国31年（1942年），为时将近5年，由于物力、人力之艰难，贵阳医学院发展举步维艰。但在李宗恩的带领下，医学院的基础设施基本具备，已经开始初步承担医学教育。李宗恩在建设医学院上付出了巨大努力，首先设置行政机构，包括教务、训导及秘书3个部门。此后又在教务处之下设注册组及图书馆、出版组及图形制作组，在训导处之下设军事管理组、生活指导组及体育卫生组；秘书处之下设事务组、文书组、出纳组。这些机构在李宗恩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此后，李宗恩为使学院学生有服务社会的机会，又成立了临时门诊部，不久又将门诊部扩充为附属医院。在李宗恩的领导下，贵阳医学院人才济济，大批当时医学界之精英云集贵阳医学院，有生物学家林绍文、病理学家侯宝璋、生物化学家汤佩松、内科学家张孝骞、传染病学家王季午、外科学家朱懋根与沈克非、妇产科学家杨崇瑞与李瑞林、公共卫生学家朱章赓等。

　　此外，为方便教学，李宗恩曾依课程性质将教学分为人文科、化学科、生物形态科、物理生理科、病理科、公共卫生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及医事职业科等十科。此后科别和教学内容又有所增加，将生物形态科改组为生物科及解剖科，又奉令特设卫生工程专修科，改物理生理科为数理科及生理药理科。另外，院事职业科曾于民国29年（1940年）9月改为护士科及助产科。李宗恩在创校期间，还加大对教师业务的培养和训练，至民国30年（1941年），各科已有教授10人、副教投8人、讲师14人、助教23人。除此之外，他还加强各科教员之间的学术互通和实践训练，如人文科注意医学与心理学，生物科有计划采集和研究本地的动植物，生理药理科搜集当地材料以研究适合民众体力的测验标准及国产药物代用品，病理科调查本地牲畜之寄生虫并刊出研究报告，解剖科开展比较解剖学研究，病理科召开病理讨论会等。在李宗恩的亲自领导下，上述科别均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同时，他重视教师学生的临床实践，对当地医务的进展有相当大帮助，同时亦能尽力为社会提供服务。

　　李宗恩还千方百计改善贵阳医学院的教学设备。由于当时所处社会环境的特殊，贵阳医学院的经费极为有限，再加上运输不便，购置设备颇为困难。为此，他一方面向当地医药卫生机关转借或商借，一方面自制各种实验仪器。他还注重图书资料的筹集，经多年的陆续购置，在民国30年（1941年），全院约有中西图书3000册；病床也由原来的30张扩充为100张。这些为贵阳医学院开展教学科研和临床实践提供了有利条件。他还为学院学生和校舍建设殚精虑竭。原来奉令收容战区失学的医学生200余人，在李氏的努力下，学生人数逐渐增长。通过李宗恩的努力，学院毕业生大都分配到省内各卫生机关服务，受到了社会好评。学生在校费用负担颇轻，为招生带来了便利。贵阳医学院在创立时，原租定贵阳阳明路两广会馆及三圣宫为临时院舍，并于两广会馆左侧隙地自建办公室1栋。两广会馆全部房舍分配给礼堂、教室、图书馆及实验室使用，其后院花厅为女生宿舍；三圣宫房舍则全部为男生宿舍。民国28年（1939年）2月4日贵阳遭日机大轰炸后，医学院征得贵州盐务办事处的同意，借用其六广门外空地建筑茅舍19栋，作为前期学生临时院舍，并另在打儿洞侧建教职员宿舍3栋，在打泥灶建筑5栋，亦为教职员及其眷属居住。至次年3月全部落成，即将一、二、三年级及卫工科一年级及有关各科，随同教务、训导两处迁至六广门外；另把两广会馆一部分院舍，改设为门诊部。民国30年（1941年）8月，李宗恩又将门诊部扩充为附属医院，并将院本部迁至三圣官办公，学生宿舍移至两广会馆附属医院之后进，另开一部分为附设高级护士助产。虽然这样，但由于校舍不固定，给教学工作带来了相当不便，故李宗恩又开始考虑兴建永久校舍。最后，选定贵阳西郊太慈桥附近基地170余亩作为永久校舍。

　　李宗恩对工作热心备至，他或出门诊，或查病房，或会诊，对病人像母亲慈祥般的关怀。他把丰富的临床经验与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讲给学生，故而学生特别喜欢听他讲课。李宗恩在贵阳医学院10余年的教学上，不仅给贵州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为贵州百姓救死扶伤，而且为全国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医务工作者，为近代中国的医学事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贵阳医学院建院以来，培养出来的一大批学生，后均称为各个学科的学者，如精神病科专家、安定医院院长陈学诗；胸外科专家、医院院长张宝琛；呼吸系统专家、北京协和医院教授王诗恒；风湿病及老年病专家、总医院大内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蔡醒华；北京铁道医学院创始人之一、基础部主任、铁路总医院副院长张子民等。

　　民国33年（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战火一度进入贵州。为防不测，贵阳医学院的部分师生搬迁到重庆办学。日本投降后，贵阳医学院的去向就变成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撤至重庆的那部分，借用的是上海医学院在重庆的校舍，复员在望，上海医学院在教育部的支持下，提出了接管贵阳医学院的要求。如果这样，战争结束后，上海医学院迁回上海，贵阳医学院就名实两亡。当初李宗恩创建贵阳医学院时，就有两个明确的目的：第一是收容来自沦陷区和各个战区的医学生，为他们创造条件，完成学业，成为国家急需的医务人员；第二是建立一个地区性的医学院，为发展这一地区的医药卫生事业培养人才。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第一个任务已基本完成，而第二个任务上升为首位。如果把贵阳医学院并入上海医学院，迁往上海，贵阳医学院多年为提高落后地区医疗水平所作的努力就落了。为此，李宗恩力主将贵阳医学院留在贵阳，他的主张得到了不少师生的拥护。但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并入上海医学院就能去上海，对很多人说来，是不小的诱惑。这样，交锋就不可避免。以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为首的教育部，不知是出于何种原因，或者是不满李宗思独立不羁的作风，居然怂恿一些学生出来要求并校，并且空穴来风，对李宗恩进行恶意的诽谤。在重庆护校的那部分学生则出于义愤，在重庆歌乐山上海医学院校址组织请愿活动；留在贵阳护校的学生也开会声援，反对合并。最后，在李宗恩的一再坚持下，教育部最后终于松口，贵阳医学院又在贵阳重整旗鼓，李宗恩为贵州保留了一所完整的、设备齐全的高等院校及其医院。

　　李宗恩作为一名医生，有着非常强的敬业精神。民国30年（1941年）5月，关押在修文阳明洞的张学良将军患急性育肠炎，要他派人去做手术。他当即向红十字会借了一辆救护车，配备了必要的器械药品，派贵医的外科主任杨静波率一医疗小组前往修文，并吩咐杨静波，就地手术还是带回医院手术，全由他视病情定夺。为万无一失，他还事先与当时在贵阳设立的中央医院联系，安排了“保密”病区，非医护人员，不得进入该病区。当有人对此有非议时，李宗恩说：“医生要创造条件，尽力抢救病人，其他的事就不是医生能够过问的了。”（资料整理自《贵州二百历史名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