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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上，主权财富管理方式非常被动保守，对本国与国际金融市场影响也非常有限。随着近年来主权财富得利于国际油价飙升和国际贸易扩张而急剧增加，其管理成为一个日趋重要的议题。国际上最新的发展趋势是成立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SWFs)，并设立通常独立于央行和财政部的专业投资机构管理这些基金。根据伦敦国际金融服务局(IFSL)2009年3月的统计数据[1]，2008年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的资产高达3.9万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18%，其中，中东产油国拥有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45%，亚洲其他地区占大约1/3。这些主权财富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石油等资源类商品出口，总额为2.5万亿美元;此外，来自官方外汇储备、政府预算盈余、养老金储备和私营化收入的资金为1.4万亿美元。

　　一般认为，SWFs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由政府拥有、控制与支配的，二是追求风险调整后的回报最大化目标。从SWFs的资金来源看，既可以是一国政府通过特定税收与预算分配形成的，也可以是资源出口收入或非资源性贸易顺差等方式积累形成的，但通常是和如何管理多余外汇储备分不开的：以亚洲为例，中东产油国和中国、东南亚国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若仅仅出于维护对外支付职能、维护币值稳定的目的，亚洲各国并不需要如此多的外汇储备;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讲，过多持有低收益率的外汇储备，也是一种金融资源浪费。因此，多余部分的外汇储备逐渐不再投资于传统的高流动性资产，而转换成主权投资基金，通过专家管理来选择更广泛的投资工具、构造更有效的资产组合以获取风险调整后的高回报。

　　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已设立了SWFs的22个国家和地区中，由资源输出国或大宗商品出口国利用相应的出口收入创建SWFs的，有阿联酋、科威特、沙特、卡塔尔等OPEC产油国，以及俄罗斯、挪威、文莱等非OPEC产油国、美国阿拉斯加等盛产石油的独立地区，同时还有铜矿出口国智利以及钻石出口国博茨瓦纳等;由长期以来存在持续贸易顺差的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利用国际收支盈余创建的主权投资基金的，有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和中国等。

　　虽然SWFs成立时间较早，但因总量规模一直不大，并不引起世人注意。据估计，1990年全球SWFs的规模只有约5亿美元，在最近10～15年间，得益于油价上涨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国际收支大幅盈余，近年来SWFs才获得惊人的增长，目前总量已经达到2万～3万亿美元，名列全球前五大的SWFs合起来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约有8750亿美元、挪威央行的NBIM约有3549亿、新加坡的政府投资公司约有3300亿美元、沙特阿拉伯的各种SWFs约有3000亿、科威特投资局约有2500亿美元的资产规模，见下表)。从基金管理资产规模相对于基金所在国GDP百分比的相对规模来看，则阿联酋、挪威、新加坡、科威特、卡塔尔、文莱等国SWFs的比率均超过100%，而俄罗斯的比率不到15%、中国的比率不到10%。值得指出的是，全球SWFs的资本集中度是相当高的，其中最大5只基金的规模相当于全球总规模的70%以上。

　　目前，人们认为最为成功的SWFs是成立于1974年的新加坡淡马锡。2007年8月发布的《淡马锡2007年度回顾》显示，该公司管理的投资组合净值，已经从成立之初的3.54亿新加坡元增加到1640亿新加坡元，公司净值增加460多倍。其中，有38%的资产组合为金融类股权。而投资项目的地域范围也从新加坡延伸到整个全球。总之，当前的SWFs已经成长为全球金融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投资管理风格日趋主动活跃，其资产分布不再集中于G7定息债券类工具，而是着眼于包括股票和其他风险性资产在内的全球性多元化资产组合，甚至扩展到了外国房地产、私人股权投资、商品期货、对冲基金等非传统类投资类别。

　　在如何对待SWFs问题上，美国两难的矛盾心理非常明显：既要想办法挽留SWFs投资于美国的金融市场，又害怕SWFs规模壮大后导致其美元霸权的衰落，使其弱势美元转嫁债务的政策破产。由于当今美元霸权地位，在美国采取弱势美元政策时，人们不得不接受美元持续贬值带来债权缩水的恶果，但持续贬值对美元也有极为不利的一面终将耗散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导致市场抛售美元。而大规模增长的SWFs遵循了多元化投资策略，追求高风险资产的回报率，在美元持续贬值的背景下，必将逐步减少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转换到欧元等其他币种资产，从而加快美元转换欧元等其他币种的趋势，可能形成抛售美元的羊群效应，而终将导致美国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届时，美元霸权的终结时代就将来临了。

　　除了担心对美元和金融市场的冲击之外，美国政府对SWFs操作策略的隐蔽性和缺乏透明度也颇有微词，害怕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利用SWFs来控制其高科技、资源性和军工类企业。比如，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克莱楼瑞就表示,那些贸易顺差巨大的国家所管理的主权投资基金迅速壮大,但不知道SWFs的这些钱都去了哪里，难以完全排除其前所未有且鲁莽的风险管理举措带来较大影响的可能性，有必要增强透明度。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弗考克斯甚至怀疑，SWFs会利用政府间谍机构搜集大量幕后信息来进行内幕交易。许多美国的专家学者也跳将出来助战，纷纷指责SWFs其中，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胡安特里普在《金融时报》上撰稿说，SWFs会造成市场的恐慌，可能削弱国际金融机构的政治影响力，甚至有扰乱全球市场的趋势。

　　尽管很想进行严厉管制，但考虑国际收支逆差需要他国的SWFs与外汇储备支撑，美国政府投鼠忌器，并没有出台严厉的SWFs的政策。因为，美国政府需要在SWFs的利用和限制之间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这一方面是出于担心保护主义情绪急剧升温会导致SWFs真的用脚投票，另一方面也是维护自身监管能力和美国金融市场吸引力的信心需要。2007年10月24日生效的《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案2007年修正案》，强化了美国财政部对外国公司投资美国资产的审查和限制的权力。美国财政部认为，该法案已经体现了这种微妙的平衡，既保护了美国的利益又没有增加更多的投资贸易壁垒。基于这套法案的背景，美国财政部认为，推出一套SWFs自愿遵守的“最佳实践”规则就已经足够了。

　　欧洲的上空也弥漫着“金融保护主义”的幽灵。长期以来，德国政府对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等投资载体控股德国企业就非常警觉。目前，德国政府对待SWFs态度与其先前强烈要求监管对冲基金、增加其透明度的态度倒是一脉相承，成为了欧洲牵头抵挡SWFs的旗手。德国认为，SWFs会受到“政治和其他利益动机的驱使”，因此不但在国内组织政府草拟立法、组织委员会，限制SWFs的投资，还努力鼓噪整个欧盟采取一种“共同方式”，审查SWFs对欧洲公司的“恶意收购”活动。

　　德国SWFs的观点其实是深深地打上了“默克尔烙印”。默克尔上台后，德国政府仿佛一下子想担任起全世界秩序领导者的职责，努力扮演人权卫士的政治大国形象。相较科尔、施罗德等几位前任，默克尔对中国的个人成见较深，主导推动立法约束SWFs投资，也是受到了中国投资公司成立的刺激。法国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响应了德国的呼吁，目前正在起草一份法律报告书，试图建立一套系统的核心产业保护法律框架，旨在保护法国一些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领域不受SWFs的影响。

　　英国财政大臣阿里斯代尔达林认为，作为政府针对具体投资意向的保护主义言论是错误的，因此，英国将欧盟采纳统一政策应对SWFs。伦敦金融城第679任市长约翰使达德更是对SWFs抛出了“来我这里，不必透明”的橄榄枝。2007年10月26日，中国投资公司成立尚不到一个月，使达德就迫不及待地专访中国，力邀中国投资公司落户伦敦。使达德认为，强迫SWFs透明的理由并不充分，而伦敦金融城采用的是“以风险为基础”的监管制度，可以与企业之间进行“持续的对话”，足以提醒SWFs可能面临和形成的风险。

　　美、德的邀请其实正合IMF心意。IMF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在金融危机爆发时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给危机国提供融资。最近10年来，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并将其转换为SWFs，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的重要性大幅降低，IMF因此还提出了最多要裁员15%的计划。如果IMF不转换工作重心，加强对SWFs的监控，一旦其规模急剧增长而做大，将会使得IMF的地位边缘化。当然，IMF也意识到对融资职能逐渐弱化意味着什么。因此，加强国际监督职能是IMF改革的内容之一。在这种情形下，当美、德等国呼吁IMF制定相关原则加强SWFs的监管时，IMF认为这是一个重塑国际监督职能的时机，自然应允。更何况，IMF被赋有评估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职责，以关注、监控风险的角度对SWFs提出“最佳实践原则”实在是名正言顺的事情。

　　为了配合美、德两国，2007年以来，IMF关注焦点已经从对冲基金转移到SWFs了。IMF认为，鉴于以往世界经济经历过类似主权倒债、投机资金狙击一国货币等惨痛教训，IMF必须高度关注SWFs的发展。同时，IMF担心，SWFs可能会利用一国的主权信贷资质，滥用杠杆融资从事高风险投资项目，最终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从IMF新总裁斯特劳斯卡恩的态度也可以看出，最近IMF加快了介入SWFs的步伐。新官上任三把火，特劳斯卡恩2007年10月下旬上任伊始就有一把火烧到了SWFs，他强调了SWFs给基金组织成员国带来的挑战，并暗示这些基金有可能成为金融不稳定的新来源。

　　目前，IMF建议各国政策的制定者应该留意SWFs，并有必要让这些基金的运作更透明;同时，IMF也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资本研究小组，已经开始搜集相关信息，评估SWFs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不过IMF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表示“进度还处在相当初级的阶段”。但不管怎样，这项工作已经正式启动起来。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在美、德的授意下，IMF存在进一步采取强行行动的可能。如像2007年6月那样不顾中国在内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保留意见、强行通过关于汇率监督的《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那么最终形成一个不采纳我们意见的关于SWFs的监督原则也未必不可能。

　　本来，SWFs就是国际投行们兜售的一个概念。投桃报李，SWFs成立后一般都要聘请国际投行进行资产管理。事实上，基于美国和欧洲的“金融保护主义”存在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设立内部投资组合管理团队面临的高成本和种种困难，借助外部的资产管理人是SWFs争取主动权的一个现实选择。作为SWFs进行全球配置的先行者挪威央行的NBIM也喜欢用外部管理人来提高资产管理绩效，目前，其内部经理人也仅仅管理了总量为3549亿美元资产中不到40%的份额。美林认为，未来SWFs对高风险资产的投资会达到1.5万亿至3万亿美元，在全球风险资产(股票和非主权债券)中占有的份额将会较现在增加一到两倍，到2011年，将占全球风险资产的16%左右，每年直接给国际投行们增加40亿至80亿美元的资产管理费。一个还算酣畅的冲刷次级按揭泥泞的泡沫浴已经在等着它们了。

　　充分认识清楚“金融保护主义”的政治性，尤其要考虑西方政治更替可能会导致“金融保护主义”升级的可能性。面对“金融保护主义”，切不可等闲视之，不要以为不投资美国就能轻易地占有主动性，掺和了政治因素后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在美国总统大选年，针对中国话题历来是一个激发选民情绪的有用手段，百试不爽。2008年又是大选年，一旦总统候选人抛出SWFs的“金融核武器”论调，SWFs可能会愈演愈烈。如此以来，亚洲的SWFs就只有迅速分散资产，必将加快资金转移到美元币种以外的资产，届时将导致欧元承担更大的升值压力，并可能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涨，从而触发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势力更大的“金融保护主义”浪潮，乃至引发全球的不满。而这一切又是在中国主权财富资金刚刚成立后的背景下发生，甚至连他国的SWFs都可能埋怨我们树大招风。

　　加强解释工作，释放诚意，强调商业性目标，适度增加透明度，不要盲目谋求控股，以缓和“金融保护主义”抵触情绪。挪威央行的NBIM的透明度之所以令西方国家满意，主要是3条：一是不谋求控股地位;二是主要在公开市场上进行投资，不涉及私募股权投资;三是在投资组合变化后适时公布于众。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我国实业公司并购国外资源性公司经常遭遇严重，自然我国SWFs的投资行为也一样会遭遇抵抗。因此，有关方面要加强解释工作，释放诚意，做好“金融保护主义”的安抚工作。

　　要针锋相对地利用国际的舆论，加强宣传工作，批判松散管束对冲基金的同时却SWFs的歧视标准。与对冲基金相比，SWFs才是全球金融稳定的中坚力量。从近年来的金融危机与动荡来看，没有任何一次是SWFs投机引发的。相反，1997～1998年对冲基金攻击固定汇率制而触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至今还被西方津津乐道。其实，对冲基金自身投机失败也是全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来源之一。如美联储出面救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就是一个明证;最近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也脱不了对冲基金的干系。

　　要积极联合全球SWFs与国协商谈判，建立类似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妥善解决纠纷。二战以来，国际贸易体系通过详细的协定成功处理了各种热点政治纠纷。事实上，完全可以将SWFs的活动视为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新生事物，在SWFs母国及其投资的东道国之间，就投资行为进行协商，签订双赢的金融贸易协定。若SWFs违反协定，以后的投资就要被叫停;若东道国违反协定，母国可以得到相应补偿或对等地报复东道国。因此，我们应该未雨绸缪，联合其他SWFs，与“金融保护主义”国家坐下来谈判，签署牵涉金融市场的贸易协定，并在IMF的参与下达成SWFs“最佳行为准则”的核心原则，以消除投资壁垒和监管空白。

　　正因为这些区别，近年来国际上的一个趋势是把官方外汇储备的多余部分(即在足够满足国际流动性与支付能力之上的超额外汇储备资产)从央行资产负债平衡表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政府投资机构，即主权财富基金，或委托其他第三方投资机构进行专业化管理，使之与汇率或货币政策脱钩，只追求最高的投资回报率。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是这一模式的先驱，中国投资公司已于2007年成立，注册资金2000亿美元，是此模式最新也最重要的案例。